不清楚实际情况，但连有些米国人也天真的以为只要学会了东方的厨艺，亚洲鲤鱼就不成问题，这就可笑了。
重金属很难通过生理代谢而从体内消失，鱼也是一样，本来用于治理重金属污染的就是亚洲鲤鱼，这种鱼敢吃么？不单不敢吃，连打捞上来，磨成鱼粉施肥，都怕土地重金属超标。
哪些区域可以吃，哪些区域不可以吃，大多数米国人根本分不清楚，就连我这种专门从事饮食业的，也只敢从熟悉的渠道拿货。
我知道伯尼的疑虑，虽然他在我这个外国人面前有些碍于国家的自尊心不肯说出来。于是我只能劝道：“放心吧，我的鱼都是从安全的渠道弄来的，经过很多道质量检测的。”
虽然这样说，但伯尼仍旧只是吃了一点点，可能他连自己国家的质量检测也不怎么信得过，或者他和其他的米国人一样，不太敢吃动物的头部。不过味道他还是称赞了一下：“我亲爱的弗雷德，你请的厨师做的菜，真的很好吃。”
“伯尼，我更希望你称呼我的中国名字，李红旗。”除了米国证件上的弗雷德，我在祖国一直用的名字叫李红旗，因为我生长在红旗下。
伯尼是个绅士，他其实不愿意称呼我的中文名字，但也从不挑破，这就是米国人另一个特点，他的率直只是做给你看的。
伯尼并没有接我的话茬，而是将吃了一口的剁椒鱼头推到一边，开始享用另一个湘菜中的金字招牌——红烧肉。这次看起来他是真的很满意，他叉起一块肥肉说：“我听说你们的毛先生最喜欢吃这道菜？”
我回答他：“他吃的红烧肉可不是你现在吃的这种，这道菜其实我们是经过了改良的。”
“改良？”伯尼的神色看起来有些诧异，“为什么不做毛先生吃的菜式让我见识一下，你知道我在劳联产联的时候就已经是毛的崇拜者。”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没有那么做的主要原因是，客人们吃不惯。他所谓的红烧肉，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叫做红烧肉炖红薯，而且里面的绝大多数都是红薯，肉少的可怜。半斤肉人家能做三、四顿，基本就是一盆炖红薯，很接当时国人的地气。但是，如果我端着这种红烧肉来招待你，你会埋怨我太过吝啬的，连肉都不舍得放。”
伯尼的脸色浮现出一丝红晕，然后赞道：“哦，吃的同人民大众一样，这更加让我尊敬了。”
这次会餐很简单，仅仅围绕几道美食为中心进行聊天，我没有和他谈什么理论和理想，他也没有和我谈自己目前的竞选形势。
我们俩岁数加起来足足一个多世纪，虽然我们都被称为理想主义者，但早就过了幻想的年纪。我们都清楚，目前虽然米国人民看起来很热情，而且普遍厌恶华尔街的资本统治，为此还进行过浩大的游行。但前景并不乐观，伯尼不太可能从驴党内击败所有对手走出来。
毕竟如果人均27美元就能换得大洋彼岸牺牲了几百万人头得来的宝贵财富，那也太便宜了。
送走伯尼后，我判断最少大半年见不到他的身影，因为他会很忙，而且我也得在下一次见到他时，未雨绸缪地组织好安慰他竞选失败的话。替服务员收拾好桌上的卫生，我打算先回自己的住处休息一下，看看书，和老家打个电话什么的。
但就在我刚准备起身，饭店角落里走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