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国人看来，技术人才似乎可以离“人文”远一些，甚至无须人文主义熏陶。而中国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但是，若从另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即使爱因斯坦，在“二战”期间也要明确自己的人文立场。“二战”时候站在纳粹文化一边的科学家，在战争结束后是必须要给全世界一个说法的。因此，技术人才同样要对社会时事恪守最基本的人文判断和态度。所谓“人文理念”，其实说到底，是与动物界之弱肉强食法则相对立的一种理念。在动物界，大蛇吞小蛇，强壮的狼吃掉病老的狼，是根本没有不忍一说的。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乃因人性中会生出种种不忍来。这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为人比动物还低级的方面。将弱肉强食的自然界生存法则移用到人类的社会中来，叫“泛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神似之处。
“人文”其实就是以更文明的文化来“化人”——化成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科技人才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如果允许成批的科技人才可以不恪守符合社会良知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人就会沦为一批“科技动物”。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
对技术人才可以放弃文化要求吗？西方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技术人才的人文教育。美国的医学院、法学院都是修完通识的本科之后，才允许申请就读。他们的本科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人文教育。而我们的高中生可以直接学习医学、法学，绕开了必要的人文教育。实际上，医生和律师是最富人文色彩的职业，在课堂上，学生们往往不只是在讨论技术问题。举个例子说，一个病人送来了，可他的家属不在旁边，无法签字，而医生冒险抢救的成功几率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救还是不救？如果抢救失败，病人的家属来后，会引起很麻烦的医患纠纷。抢救或不抢救，考验并证明一个国家“人文”社会水平的高下。我们当然不应该要求每一位中国医护从业者都真的接近是天使，估计别国的医护从业者也做不到人人都接近是天使。区别也许仅仅在于：
第一，既有院方的明文规定，见死不救亦心安理得，并习惯成自然。
第二，见死不救是绝难心安理得的事，于是共同商讨实施抢救的两全之策。而有时两难之事，正是由于人性由于良知的不麻木和能动性，得以化解，呈现了两全的希望。所谓“人文”，无非如此“化”人而已。在人文主义文化厚实的国度，以上希望就多。反之，则少。甚而几近于无。在我们中国，唯上级指示和所谓“规定”为大的现象比比皆是。
往往，其大大于人命。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我是中学生的年代，哈尔滨市出现过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大面积烧伤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在医院走廊躺了一个多星期得不到治疗，因为他是农民，生产队替他交不起押金。后来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下达了抢救的指示，但为时已晚。当年我们全班还集体朗诵了一首哈尔滨诗人满锐的诗来歌颂他，开头几句我至今仍记得：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如果中国的少年们都能明白这么一个道理——相比于一条人命，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