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由学生与教育的关系，与学校的关系，迁延至学生与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中了吗？
不错，全社会都看到了中小学生几乎成了学习的奴隶，猜到了他们失乐的心理，看到了他们的书包太大太重，看到了他们伏在桌上的时间太长久了……
于是全社会都恻隐了，于是采取对他们“减负”的措施。但又究竟为什么，动机如此良好的愿望，反而在不少家长们内心里被束之高阁，仿佛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呢？但又究竟为什么，“减负”了的学生，有的却并不肯“自己解放自己”，有的依然小小年纪就满心怀的迷惘与惆怅呢？如果他们的沉重并不主要来自于书包本身的压力，那么又来自什么呢？一名北京市的初二学生在寄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邻家的哥哥姐姐们，大学毕业一年多了，还没找到工作，可都是正牌大学毕业的呀！我十分的努力，将来也只不过能考上一般大学。我凭什么，指望自己将来找到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竟会比他们容易呢？如果难得多，考上了又怎么样？学校扩招并不等于社会工作也同时扩招呀！可考不上大学，我的人生出路又在哪里呢？爸爸妈妈经常背着我嘀咕这些，以为我听不到。其实，我早就从现实中看到了呀！一般大学毕业生们的出路在何方呢？谁能给我指出一个乐观的前景呢？我现在经常失眠，总想这些，越想越理不出个头绪来……
倘这名初二女生的信多多少少有一点代表性的话，那么是否有根据认为——我们的相当一批孩子，从小既被沉重的书包压着，其实也被某种沉重的心事压着。那心事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年纪，但却不幸地过早地滋扰着、困惑着他们了……他们也累在心里，只不过不愿明说。
我们的孩子们的状态可能是这样的：第一，爱学习，并且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将学习与人生挂起钩来，树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第二，在家长经常的耳提面命之下，懂了学习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第三，有“资格”不想、也不必怎样努力，反正自己的人生早已由父母负责铺排顺了；第四，厌学也没“资格”，却仍不好好学习，无论家长和老师怎样替自己着急都没用；第五，明白了学习与人生的密切关系，虽也孜孜努力，却仍对考上大学没把握。
对第一种孩子不存在什么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倒是需要家长关心地劝他们也应适当放松；对第二种孩子，家长就不但应有关心，还应有体恤之心了。不能使孩子感到，他或她小小的年纪已然被推上了人生的“拳击场”，并且断然没有了别种选择……
前两种孩子中的大多数，一般都能考上大学。他们和他们的家长，无论社会在主张什么，总是“按既定方针”办的。
对第三类孩子，社会和学校并不负什么特别的责任。“减负”或“超载”也都与他们无关。甚至，只要他们不构成某种社会负面现象，社会和学校完全可以将他们置于关注之外，谈论之外，操心之外。
第四类孩子每与青少年社会问题有涉。他们的问题并不完全意味着教育的问题，也并非“中国特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此类青少年存在。他们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却也不必大惊小怪。
第五类孩子最堪怜。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其实更是教育背后凸现的人口众多、就业危机问题。无论家长还是学校，有义务经常开导他们，使他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国家还在发展着。这发展过程中，国家捕捉到的一切机遇，其实都在有益的方面决定着他们将来的人生保障……
我们为数不少的孩子，确乎过早地“成熟”了。
本来，就中小学生而言，他们与学校亦即教育事业的关系，应该相对单纯一些才好。“识字，成为有文化的人。”——就是单纯。在这样一种儿童和少年与教育事业的相对单纯的关系中，教育体现着事业的诗性，孩子体验着求知的诗性，学校成为有诗性的地方。学校和教室的简陋不能彻底抵消诗性。教师和家长对学生之学业要求，也不至于彻底抵消诗性。
但是，倘学校对于孩子成了这样的地方——当他们才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教师和家长就双方面联合起来使他们接受如此意识：如果你不名列前茅，那么你肯定考不上一所好中学，自然也考不上一所好高中，更考不上名牌大学，于是毕业后绝无择业的资本，于是平庸的人生在等着你；而你若连大学都考不上，那么你几乎完蛋了。等着瞧吧，你连甘愿过普通人生的前提都谈不上了。街头那个摆摊的人或扛着四十斤的桶上数层楼给邻家送纯净水的人，就是以后的你……
这差不多是符合逻辑的，差不多是现实，同时，也差不多是某些敏感的孩子的悲哀。
这一点比他们的书包更沉。
这一点，一旦被他们过早地承认了，“减负”不能减去他们心中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