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在非说假话不可的情况下，就我想来，也还是以不完美的假话稍正经些。
一生没说过假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的。故我认为尽量说真话，争取多说真话，少说假话，也就算好品质了。何况我们有时说假话，目的在于息事宁人。有时真话的破坏性，是大于假话的。这个道理我们都很明白。但如果人人习惯于说假话，则生活必就真假不分了。然而我却越来越感到说真话之难。并且说假话的时候越来越多。
仿佛现实非要把我教唆成一个“说假话的孩子”不可。
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这一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恕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话不造成殃及别人的后果，说得又挺有分寸，人们非但不轻蔑你，反而会抱着充分理解、充分体谅的态度对待你。因此你不但说了假话，连羞耻感也跟着丧失了。于是你很难改正说假话的缺点，甚至渐渐麻木了改正它的愿望。最终像某些人一样，渐渐习惯了说假话。你须不断告诫自己或被别人告诫的，倒是说假话的技巧如何，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选择倒变得毫无意义了似的。
记得我小的时候，家母对我的第一训导就是——不许撒谎。因为撒谎，我挨过母亲的耳光；因为撒谎，母亲曾威逼着我，去请求受我骗的人原谅，并自己消除谎话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我学会了撒谎。倒也没什么人、什么势力直接压迫我撒谎，更主要的是由于撒谎和虔诚连在了一起。说学会了也不太恰当，因为没人教，就算无师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学中的好朋友从学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谈起了“林副统帅与毛主席井冈山会师”。
我说：“是朱德嘛！怎么成林副统帅了？咱们小学六年级的历史书上，明明写的是朱德对不对？”——因朱总司令已上了“百丑图”。我们提到他时，都将“总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学说：“那是被颠倒的历史，被颠倒的历史现在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那也不对呀，林彪当时才是连长呀！”同学说：“那也是被颠倒的历史，现在也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嘛！”我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真是被颠倒的历史呢？”
同学说：“当年咱们又不在红军的队伍中，咱们怎么能知道那不是被颠倒的历史呢？咱们左右都是不知道，将来再颠倒一次，也不关咱们的事儿！”
正是从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位同学，将撒谎和虔诚分开了。难免继续说谎话，但已没了虔诚。前几年，有位外国朋友，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说假话时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说假话而不得不说，我便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辈子总要说些假话，赶上了亿万群众轰轰烈烈都说假话的年代，把一辈子可能说的假话，一块儿都在这个年代里说了罢！这个年代一过去，重新做人，不再说假话就是了。”
外国朋友又问：“那么梁先生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再没说过假话了？”问得我不由一怔。犹豫片刻，我说出一个字是：“不……”我因自己没有失掉一次说真话的机会，对自己又满意又悲哀。外国朋友流露出肃然起敬、钦佩之至的表情。我赶紧说：“我说‘不’的意思，是我没有做到不说假话。”我想，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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