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思考道：“看来，王行长在内心还是对我放得下心。像应对中纪委与北京纪委调查组这事，只要我的嘴巴稍损，说出几句不三不四的话来，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说不定还会丢了乌纱帽。但是，他就是敢放手让我去折腾。”

    事实上，王显耀确实对夏天的为人品德的看法还是独具慧眼的。

    第二天上午，黄处长带领调查组一行又来到夏天办公室，从谈话看，调查组在昨天晚上肯定对拿回去的资料做了研究。因此，今天一来到，就要求复印安延公司帐页和划款的传票。

    夏天根据他们的要求写了一个协办清单，拿到行长室，请王行长签批，然后，来到营业部交办吴冬梅复印，并叮嘱她：“复印好后，不要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而是叫我一声，我出来先看一下，再考虑给他们。”

    吴冬梅应承着办去了。

    夏天回到办公室，还没有坐下，那位年青的大学生对夏天说：“夏主任，我是刚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的，我想同你探讨一下帐务的理论问题。”

    夏天说：“不巧得很，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四人帮’刚刚开展批判小平同志的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我们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梦想给批掉了。后来劳动了几年，恢复高考了，我挤在不限年龄的僧多粥少的所谓的77届接受祖国挑选，勉为其难在广州混了一张文凭。不敢跟你过招。”

    大学生说：“那么，我请教你：会计理论讲的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为什么你们行的传票只有一个方向的会计分录呢？这帐是怎么平衡的？”

    夏天听了他的说法，估计他是拿银行的进帐单说事，总是觉得与书本上的记帐凭证不太相同。但是，夏天记住了王行长的叮嘱，不应该让他们太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于是故意把话题扯开，说道：“就会计的实践来说，我当过农村生产队会计，这种会计把人的存在的价值、人的劳动的价值和猪、马、牛、羊、鸡、鸭、鹅在屁股上拉屎的价值折算为同一种价值，然后去瓜分生产队一年累积下来的总价值，当时它的平衡关系是：总价值=人口分60%＋劳动分30%＋肥料分10%，简称为人6劳3肥1；在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可能你们这位老同志清楚，国家有一些会计权威有点故弄玄虚，搞了一个增减记帐法，我当初学的还是这个。说什么：有增必有减，增减必相等。后来，银行的老会计也不甘人后，来了个理论创新，美其名曰：资金收付记帐法。这玩艺运用在银行的现金方面，就不好表述了。因为，谁能说清楚，银行的现金究竟放在收方好，还是付方好？或者两方都放一个现金科目？也就应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后来统一在付方科目反映现金，银行把现金增加时在付方用红字表示才能把帐扎平。也就是说，譬如一个在银行开户的企业存了20万，银行帐的付方科目在这个企业的帐上有20万的增加，但为了平衡同样是付方科目的现金，则必须在增加项下以红字记录20万元。我这一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但是，再别扭也不会在平衡原理上别扭，它的平衡原理是：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你看，银行的创意不错吧？后来大约到了1982年的时候吧，国家又开始用借贷记帐法记录经营活动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干部了。没有上什么培训班，拿来借贷记帐法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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