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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的对话(第7/7页)
    找他第一次是如何出现的,你说得轻描淡写,好像叙事者“我”认得这个人,我们也就都必须天然相识似的。

    韩少功:哦,这是小孩子们很普通的方式。他们以为别人跟他们一样,因此说什么大多没头没脑,不讲前因后果。小胖的妈妈你们怎么可能不认识呢?诸如此类。其实我经常在小孩子那里受教育。

    崔卫平:此类叙述上的“小动作”在这部小说里经常遇到。说着自己独特方言的马桥人对外界事物有他们独特的反应和视角,比方他们统统用着“碘酊”这种城里人都不用的医学术语;小人物复查居然要推翻圆周率,修改举世公认的π;支部书记本义的话中时不时夹杂着“本质”、“现象”一类官话,而且用得莫名其妙,令人喷饭。我想说的是,尽管你看上去抱着一种严谨的修典或“田野调查”的兴趣,但叙述的语体仍然有一点“疯癫”的味道,说说停停,东岔西岔,从马桥人的“甜”字说到美国、西欧、日本以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今天飞速发展或花花绿绿的外部世界仍然作为马桥人的参照,对小说家来说,是这两者之间的互相参照,造就了语言、语体上许多奇特的和喜剧性的效果。说是一本“词典”,在我读来也像一部游记,而且是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特恩《多情客游记》的那种,有点轻松,浪漫而且五光十色。当然,如果说“疯癫”,你是我看到的做得最为克制的,最不露声色的。这其中还有许多闪光的诗意片断,有时忽然像划一根火柴那样照亮古老而暧昧的生活,但这种“火焰”转瞬而逝。“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沿着入声的江走了一阵,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一下走进水的宁静,一下又重入喧哗,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不断地失而复得。”这已经是不经意的诗意的流露,而进入一种优美的境界。但你做得那么隐蔽,像偶然“现身”一样。

    韩少功:应该说,诗是小说的灵魂,一本小说可能就是靠一个诗意片断启动出来的。小说家们写顺了,“发力”了,都会有你说的“疯癫”和“诗意”,大概也就是尼采说的“酒神”状态。小说家像乒乓球运动员一样,有的远台发力,有的近台发力,有的左边发力,有的右边发力,路数不一样。但发力以得分为目的。如果没有得球但还张牙舞爪花拳绣腿势不可挡,就可能“疯癫”过头了,让人讨厌了,因此小说还是要讲究艺术的节制,作者要低调,要平常心。以前说“过犹不及”,其实我很同意一位前辈作家的说法:小说里宁可“不及”,不可“过”,我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这不光是技术问题,更是对读者诚实的问题。

    崔卫平:你小说中的议论与散文中的议论也风格不一样,后者是在路面上走,脚踏实地,据理辨析,感性和理性之间有一种恰当的平衡;前者是在水面上走,脚下没有现存的路,时时得应付意想不到的局面,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效果。

    韩少功:有这样大的差别么?这对我的心理打击很大。当然,理论性的随笔在本质上确实离文学比较远,而小说更多面对着一些说不清的问题,即文学的问题,用一位朋友的批评来说,是面对“自相矛盾”、“不知所云”的困境。我这位朋友把这两个词用作贬义词,而我觉得这种批评简直是对小说家难得的奖赏。小说天然地反对独断论,这也是小说的道德。不“自相矛盾”天理不容,如果“确知所云”就一定完蛋。曹雪芹又要拆天又要补天,苏轼又要出世又要入世,都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

    崔卫平:总之,集合了这么多不同的风格元素,而它们之间的比例搭配也十分和谐,《马桥词典》的文体已经非常成熟。无论如何,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重要收获之一,并且它很难被他人模仿,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它的独创性。唯一不利的是,它对你自己的下一部小说构成了挑战,能说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吗?

    韩少功:谈自己以前的小说,谈自己以后的小说,都是使我十分为难的事情。谈以前的小说,像是吃过了的东西又呕出来观赏把玩;谈以后的小说,像是起床后还没有梳妆,衣冠不整就要见客。这样说吧,下一部小说我想研究一下“象”的问题,就是image的问题。比如人们在办公室谈话与在卧室里的谈话效果大不一样,比如沙发与太师椅怎样成为意识形态的符号。我觉得这里面有小说,或者说有一些小说家们重视得不够的东西。

    崔卫平:听上去很精彩。对image的研究也代表了你所说的“小说家具有侦探般的兴趣和野心”。非常想早点读到这部新作,也预祝它的成功。

    韩少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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