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清明雨
我无话可说，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但也越来越细碎了，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
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
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
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因为只有在雨天，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喘一口气，伸展酸麻的手足，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
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雨具的累赘，路上的滑倒，雷电的可怕，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
也许，我应该为此庆幸？
现在，又下雨了。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在雨的那边，在雨的那边的那边，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