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仅仅只是这一点。
可是，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扩展，毛泽东已经摆脱了长期处于艰苦革命状态时往往不得不采取的“谨小慎微毛泽东自由地释放了他狂放不羁的天性和他的雄才大略。早在他读书的时候，他的荨师杨昌济老先生曾用一恰当的比喻来形容他的两位得意门生一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杨老先生的眼里，蔡和森的书法稳健端庄，文如其人；而毛润芝的性格恰如他的墨迹，龙飞凤舞，酣畅淋漓，字写得常常出格。
面对美国的原子弹，毛泽东不以为然。美国的原子弹是纸老虎。他也批评了自己阵营内存在的那种停滞不前、悲观主义的论点，他奋笔写下了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题的新年献词。这篇一气呵成的文章表现出了他对于此种论调的蔑视与厌恶。
毛泽东的自信、刚毅，豪放与果断，令米高扬等苏联代表感到吃惊。毛泽东说，几十年风雨如磐，四万万人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要让我们在已经接近胜利的边缘时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们岂不事负了中国的老百姓？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士兵主张怜惜这样一类的恶人呢？
米高扬带着代表团又秘密地回苏联去了。多日也没有从斯大林那里传来任何消息。毛泽东访苏未能成行，遂决定派刘少奇带领一个代表团秘密访苏，去见斯大林。目的就是要取得还始终和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苏联对中共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理解，以及所迫切需要的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毛泽东相信：斯大林也许会最后一个抛弃蒋介石，但斯大林将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从孙中山的遗嘱中领会了这位先驱者的痛苦：孙中山一生革命四十年，曾经无数次地向西方国家呼吁过援助，但大都是《要嘴鼓舌的铁皮鸭子呱呱叫”，而真正付诸行动者寥寥无几，只有苏联伸出了援助之手。因此，毛泽东决定向苏联“一边倒”
—在这个时候，即使司徒雷登到了北平，与周恩来、毛泽东见面，甚至达成了某种共识，恐怕也是难以改变中共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当时历史的大背景就是这样制约音现实。再说，毛泽东与美国人打过交道，是有过教训的。
抗战后期，住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曾经很积极地表示过愿意与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交朋友，向华盛镇发过电报表示愿意访问美国。毛泽东也曾热忱地接待过罗斯搞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先生，并从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真诚心應出发。基本同意了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协议草案h但是，赫尔利飞回重庆之后，转了舵，改变了主意，“屁股坐在了蒋介石那边去了”，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许的承诺。
毛泽东决定向苏联“一边倒”，别无选择！
乘坐“泰康”号开往上海的蒋介石，得知司徒雷登还滞留在南京未走，马上意识到这位“荣誉市民”在打与中共勾结的小算盘，心中着实忧虑不安，令蒋经国给在广州的何应钦发电报，叫何应钦通知司徒雷登速迁广州。
司徒雷登在离开南京时，无可奈何地耸肩摇头，对黄华说：“事情发生了变化，我要飞回美国去了。”
四
“泰康”号驶往上海途经宁波时，蒋介石突然下令座舰在宁波港附近停泊。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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