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潇洒风流，以及逞才使气，谁还能比过他呢？在那万象靡弱的元末？除了一个“酸斋”贯云石，能弄得一竿铁笛的，恐怕只有他了。
他的一生，以“五”为尺子，丈量了一个标准文人的毅力究竟有多强韧；以“五十”为界限，划分了一个标准文人与半文人半戏子、前后迥然不同的戏剧人生。
一个人，在铁崖上，五年不下楼，用辘轳运送食物，勉强活着，只为了读书——够倔强、够有毅力吧？这样的精神，纵是神佛也该被打动了吧？该赐他以无量大才享用终生——他不拥有无量大才谁还配有？虽然他在世俗利益方面失败得那么惨重，那么众目睽睽。
一个人，在家里，五十岁之后，开创了自己的新锐生涯——戏班领导的生涯，一直到死。这是不是比五年不下楼、努力攻书更需要一种勇气呢？
前半生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的确是一代诗伯，总领了元末的风骚：无论是着眼于文坛，还是注目于剧坛，在他那个时代，他都称得上“学问渊博，才力横轶，掉鞅词坛，牢笼当代”——在文学上，他致力于古乐府诗创作，开创了奇崛瑰丽的“铁崖体”诗风，一时承学者众；在戏剧上，不仅有口自吹曲、身自教舞的艺术实践，不仅在末期所有剧学家中堪称师长、影响众人，而且撰写了一批较受后人重视的戏剧序跋体论……他的这些文论是不能被文学史忽视的，他藉此指斥时弊，反映元末社会极端黑暗的现实，充斥着壮愤雄奇气，与元中期台阁诸臣的所谓“盛世之音”截然不同，有不同于流俗的见识，甚至有非正统色彩。这和他的性格一脉相承：他嫉恶如仇，率直无羁，不甘于作和顺逢迎文章，敢于指斥时弊，还往往不留余地，文风豪纵而不以淳雅为美，在整个元文中，都显得很突出。就算写景状物，居然也是如此，笔笔带风。他写的竹枝词一时风头无两，而竹枝词则可以说是香奁诗的自赎，接续了雅正香火。写竹枝词的尝试使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的风人之诗多出于民间社会地位底下的平民之手，却能流传后世，非如今的公卿士大夫作品所能及？因此他提倡较少创作束缚的古乐府而排斥律诗，他想尝试一种风骨情致兼而有之，既有别于文人之诗，又不同于当时民间俚曲的新体诗，他把它称为“古乐府”，后人叫它“铁崖体”。他成了——对史上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我们都乐观其成，只怕他力有不逮——后怕：如果元朝的诗歌顺着香奁诗滑下去，到明清，到今天，就像五代的诗歌顺着香艳诗滑下去到唐朝，再加上北宋五百年的暧昧，以及南宋五百年的靡弱……天，还不要了诗歌的命！简直不敢想象。
然而，这位诗伯，就像一位河伯，他并不满足于在岸边，伸手拿一根竹竿搭救一把落水的诗歌，他干脆跳下去了，与它同命：在他的后半生，真正蜕变成了一位行为艺术家——他之所以风光苏浙，另一个原因是：他成立了一个类似于戏班子的家庭乐班，自己组织、写曲子、谱曲子、导戏并亲自参演、到处演出的乐班——戏班子的前身。这即便在当时的官宦人家也是少有的。
很多人从官场上回归，都是回到大自然那里去；他从官场回归，回到了戏班子这里来。说到底，尽管前者隶属清高一派，但确是主流——主流就是：人们小心翼翼控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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