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近乎全知的标准知识分子。这是公认的，在他的时代已经公认——在自己的时代来得及被公认什么，且无异议，上了光荣榜。这不简单。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它——他们两个——克服的东西太多了：无意的不理解、有意的打压、传播的不力，当然，更有时间的严苛考验——它压缩了时间，成一个文件包，速递到了当世。看看文学艺术史，不管东西方，这几率都真的太少了。
他生下来，不到三岁就失去了父母，一般人到这一步，也就生命打上了死结，再难舒展。可是，也许是上天的体恤吧，体恤这好大的才子要日后作大文章。于是，叫他认伯父为义父，没有受到成为孤儿的颠连。幼年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也很用功，乖乖将小小的自己打成包，送往压力机器，安静地迎接并不仁慈的命运。即便如此，伯父对他督课仍很焦急，恨铁不能成钢。伯父的好友杨奂得知此事，写信劝止说：“燧为大器也，长成自会成才，何以急性？”告诉他：燧有天赋，长大自然会有成就，何必那么急呢？并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现在看，为什么古代男人成器早的人特别多，17岁当总兵、19岁成文豪什么的，最不济28岁就长了一嘴的大胡子？好像他们比我们的时代更早熟似的？其实我看，早早地婚育、安定了军心，才能组织身体的精兵强将去抢占人生的各个城池，这是一大因素吧？当然，玩笑归玩笑，当代人还是晚婚育的好——现代人太晚熟，往往30岁以后才明白一点道理。
一扯就远。说他……他13岁时，随伯父来苏门读书。后来许衡也来苏门执教，见他读书刻苦用心，功底坚厚，有文士之风，便常常单独给他讲授经书，进行辅导。他在太极书院6年，除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自己的课业外，还在课余研究《通鉴》，编写出了《通鉴纲目注》，那年他才18岁。
除了散曲，他最喜欢写的就是碑文了——大概历史上写碑文最多的就数他了，现存的《牧庵集》36卷，其中碑文就占了20卷。那些碑文其实是革了碑文的命的——它们所承载的，已全然不再如原先一样，仅仅是记述生平、生者纪念，死巴巴的，了无生气，而是纯然一篇大文，自具风骨，可以不朽——叫你把人生本是梦幻泡影这回事都忘光了。
神奇的是，他什么都会，什么都不含糊——会叙事，会抒情，会大处奔放，会描摹细节，会嘲弄，会诘问……他能在同一首（篇）文章中，既扮演写者的角色，也扮演批评家的角色，既能表达出诗人的词语敏感，也能传达出身为师长的庄重口音——这么说吧，他像个好庄稼汉，能挥锄头在日头下挥汗如雨干重活，也能夜来坐到炕头上对着一灯如豆啊啊歌唱……在文字的国里，他适应一切境遇，并有本事将两件器质十分不同的事情都做出花儿来。
他像一个无所不至的行走者，在几十年的漫长时光里，踏遍了足下每一个汉字。说起来，汉字的神奇也在这里：常用的不过几百，变化得万万千千，各司其职，有分有总，叙说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代表着眼、耳、鼻、舌、身、意，游遍人心——跟孙猴子拔一根毫毛嚼碎了就可以化作一群似的，横扫天下全无敌。
经由《庄子》、《楚辞》的汪洋恣睢，唐诗、宋词的雄奇精巧，到了元曲的自由率真，中国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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