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三件事始终在我的回忆之中，不说出来不舒服。
一、父亲一辈子做工，没文化把我们七个子女带大，并人人都有工作，确实不易。解放后大哥冠仁是海南物资局干部，大妹冠轩是云南大理第一农机厂工程师，三弟冠辉是北京首钢冶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四弟冠生是海南海口市自来水厂一个车间的负责人，二妹冠群是海南儋州市商业局医院护士长，小妹冠萍是儋州市那大第三小学教师，我在大学任教。对照我们只培养三个孩子就够苦的了。
二、父亲的脾气是最好的，我一生只见过他发两次脾气。一次是三弟两岁时，母亲有事外出，晚饭时间，他要母亲，怎么逗他哄他都不依，又不是有病，不知哭了多久？父亲火了，放他站在桌子上，一巴掌把他打倒。我和大哥赶忙去抱。也怪！这一巴掌果然见效，三弟呆了一阵，就不敢再哭，一直等到母亲回来。回忆起来很好笑，另一件事是1938年，抗战爆发后，物价飞涨，薪金不加，我家生活发生困难，母亲便到同乡的电池厂里领点打“纸钱”的活来干，增加一点收入。现在的电池上面是硬纸或铝皮的，过去上面是红色松香漆，松香漆下面是硬纸钱垫着称之为“纸钱”就是像当时的铜钱一样，当中打个小圆孔，让电池芯穿出。这样能使电池好看，又避免走电，这“纸钱”都是用手工打的。先将硬纸片打成电池大的圆圈，然后在圆圈当中打小孔，现在可用冲床冲，那时是下面垫木墩，纸片放在墩上，一只手捏着铁模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条像打衣棒那样的板在铁模子上敲。敲一下，成一钱，就这样不断地敲，这活我也做过。敲就会发出声音，那时，老板是住在他的一座红顶黄墙的大洋楼上，我们住在洋楼斜对面的小屋里面，和老板的洋楼隔着一个三、四十米宽的花园。敲击时洋楼里听到的声音是很小的。洋老板很坏，平时就不给我们作声。母亲也都是工作之余，在老板不在的时候打纸钱的。这天不知什么原因，这个脾气最坏的三老板没有到公司里去，他在家，母亲不知道，打了几下，他来了。穿着一双大牛皮鞋，把母亲的东西全部踢掉，又踢家里的东西。有一只痰盂，一脚踢去，飞滚了十多公尺。可恶的样子，我到现在还恨他，洋人这样作威作福我们实在受不了。父亲从来是逆来顺受，没有一句硬话，这次回来一看，也受不了啦！便马上向老板提出辞职不干。他向老板说：“第一，物价飞涨，你们薪金不增加，我们生活维持不了；第二，为了生计，我们在工作之余找点力所能及的事做以求帮补，你们却这样对待我们；第三，我们替老板打工二十几年，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一切事都尽量好地完成，今天只有这什么一点小声音，你们就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受不了了。因此我们不干了，要求辞职。”与老板针锋相对，这时，二老板回来，先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让他考虑一下。他一想，父亲一走，想在当时昆明找一个会法国话，做菜非常合他们的胃口（法国西餐、中餐、日本餐，二老板的老婆是日本人），做帐又这么清楚，人品这么可靠，家里的东西二十几年都没有遗失过的人，是难上加难的。父母亲一走，他们的生活马上就成问题。二老板那时已经60多岁，习惯难改。所以极力挽留父母亲，答应提升工资，批评了三老板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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