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份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按皇上的意思拟出妥善的方案。
康有为看后，知光绪已向太后妥协，若向维新党人公示此诏，势必人心涣散，且不说维新变法难以为继，就是自己的前途也会黯淡无光，一向热衷于功名的他，干脆孤注一掷，将密诏改成如下内容：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密诏篡改后，他交给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传阅，众人哪辨真伪？得知皇上身陷困境，备受煎熬，不由痛哭失声，悲不自禁。
在场的徐世昌也是泪涕直流，长跪不起。
待回法华寺，将皇上密诏之事及当场的情形向袁世凯禀报，袁世凯听之颇为动容，心里却是犯嘀咕。
因为这两天皇上接连两次召见了他，除了询问练兵事宜，授予他为工部侍郎候补说些嘉勉的话外，倒不觉得皇上的言形举止有什么异常。
晚清官员候补，称“需次”，一种途径是花钱纳捐，另一种是朝廷对有政绩的官员授予，都是虚衔，有的人等上数年才实授一官半职，也有的人至死也捞不到一个实授。
袁世凯属于后一种，实授的可能性虽说比前一种大得多，但不象某些人所说连升两级，是什么大清王朝官场上少有的一种荣耀。
袁世凯在朝鲜时已是实授正三品官衔，现是直隶按察使兼练兵大员，一样是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若实授仅是升了一级，候补那就大打折扣了。
不过，使袁世凯聊以欣慰的是，在官场爬滚摸打了十六年，总算跪在天子的脚下，得睹圣颜。
原以为皇上威风八面，气魄非凡，可想不到的是，皇上竟是个“病秧子"，脸色苍白，憔悴不堪。
身为臣子，每当想起，袁世凯的心，就隐隐作痛。
令人费解的是，皇上的密诏攥在康有为的手里，难道皇上维新变法，真的是依靠这几个口诛笔伐的文人吗？
若是，他们临危受命，是否能力挽狂澜？维新这艘大船在茫茫的大海游弋，是否能挺得住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太多太多的疑问，教袁世凯颇为费解，心神不宁。
这时，他想起了在天津时翁同龢和自己的私下谈话。
“先生乃两代帝师，一代名相，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敢扛维新大帜者，先生也。然变法在即，先生忽遇开缺回籍，朝野人士，深叹惋惜。依卑下之见，皇上自断肱股，预兆不祥，维新变法，或恐重蹈朝鲜之覆辙，但不知先生有何真知灼见？让卑下茅塞顿开。”
袁世凯早就想了解时局走向及翁同龢对变法的看法，迫不及待地问。
“皇上名日亲政，实为傀儡，上有太后掣肘，下有权臣相欺，每思一策，须向太后请训，每发一谕，而受权臣非议，是故进亦忧，退亦忧。
变法图强，固是皇上锐意，本也是太后所希，然变法之观点，一重一轻，一急一缓，泾渭分明，背道而驰，终难以汇聚。皇上年少而任性，急于求成，罔顾国情，欲尽变祖宗之法，如此折腾，太后岂能容忍乎？
老朽奉侍君侧，屡屡规谏皇上凡事忍为先，熬个十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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