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奕訢和光绪谈话，虽然不知道两人谈话的具体内容，但凭着参政多年的经验与直觉，奕訢临死前肯定是不会放过自己。尽管自己不是忧谗畏讥之人，可伴君如伴虎，也得小心翼翼地防范着……
他努力地捋顺了一下的思路，揣猜着奕訢和光绪谈话的内容，帝后党争，作为调和者的奕訢为何百般阻挠光绪约见康有为？很明显，奕訢的矛头直指自己，因为康有为是自己向光绪推荐的维新人物。
恐怕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莫非是奕訢和慈禧太后已达成某种默契？想到这里，他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不可否认，之前他颇为欣赏康有为维新的论调，可经过多次接触与直觉，发现康有为为人过于浮躁且私欲极强，维新固然是大势所趋，若急于求成，无疑是事与愿违，甚至走向极端。
因为光绪的背后，是慈禧太后操纵着至高无上权力的政治集团。一棋不慎，全盘皆输，所以他必须切断自已和康有等人的联系，保存自己，就是为光绪保存一股牵制慈禧太后的力量。
然而，这一想法太迟了。奕訢一死，光绪就失去了主心骨。于是，慈禧太后决意再抽掉光绪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翁同龢，这样，光绪就是阴沟里的泥鳅，再也掀不起浪花来。
本来，她以为擒下两代帝师翁同龢是大费周折的事，因为他的门生、党羽之多，朝里无人能及，且他为官多年，清正廉明，威望之高，朝野有口皆碑。
即使她操有生杀予夺大权，也得揪到他的辫子才能治其罪，否则，且不说激怒了光绪，就是满朝文武也是不服的。
正当慈禧太后为此事感到头疼时，想不到光绪帮了她的大忙。这对既有师徒关系又情同父子的君臣，终于反目成仇，酿成了让维新派痛守旧派快的悲剧……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光绪听了奕訢所言，心里总是觉得有一块铁疙瘩压着，但维新在即，他自忖还得倚重翁同龢这个智囊和康有为等人，所以他决计暂时把奕訢的话统统地晾在一旁。
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意欲反复论证维新方案及了解一下康有为的人品。
翁同龢为了撇清和康有为等人的关系，矢口否认和康有为等人有过来往，也否认他的著作，翁同龢这一反常的说法，引起光绪的内心极大的反感。
光绪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老师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维新人才，听听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与主张。仅三四个月过去，自己的老师竟和他们毫无瓜葛，这怎能不教光绪感到惊愕？
“朕记得你和他们来往甚密，何故生疏？”光绪不快地问。
翁同龢见光绪这样问，更加怀疑是光绪的测探，忙伏地应道：“国之维新，宜固本培元，循序渐进，臣观康有为之流，轻浮无章，急功近利，恐是谄媚误国之徒”。
“既是佞类，何以荐于朕？”光绪怒问。
“老臣也是这几天读了他的《孔子改制考》，才看出此人的品德，之前糊涂，考察不周，罪该万死”。
翁同龢惊得难以言其状，辩白着。光绪看着这个近于七十岁的老师，也感到有些哀怜与困惑，暗道：莫非老师真的是老糊涂了”？
翌日，光绪复问昨天的话，翁同龢也是一样机械地回答。
殊不知翁同龢这一固执与隐瞒，弄巧成拙，触动了光绪忍耐的底线，他并不知道翁同龢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明哲保身，也是为了他的维新大计着想。反而让他认为奕訢的判断是对，老师在政治上对自己确实有着不诚实的一方面，与其留着绊脚，倒不如让老师提前隐退，另外提拔新人上来。
当然，翁同龢不知道光绪此时的想法，以为象往常一样，龙颜大怒后又是一个晴天，但想不到的是这一判断的失误，使他永远地退出了政坛。
1898年6月15日，也就是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发布三道上谕：第一，命王文韶晋见，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后实授）；第二，以后凡授予二品以上的官员，均需著折恭诣皇太后前谢恩；第三，把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