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夫写了一封信，要回去看看。
姨夫回信说：还是别来了。你姨生了病正在恢复期，怕你见了难过。
这一下，我的心里更加不安，利用过年回老家的机会借了一辆自行车急急奔去。
姨夫见到我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姨家正巧有好几个我熟识的人，我还见到了姨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他们中有的年龄和我相差不多，有的还做过我的学生。
姨虽然病过但精神不错，接过我送给她的月球车很是高兴，立即在不太灵活的手臂上滚动起来。
大舅和舅妈也闻讯赶来，我们一屋子人聊得特别开心。
我给姨和大舅家分别买了部分食品，虽说东西不多，但多少表达了我的心意。
去年，我听说姨和姨夫都先后去世了，心情黯然的同时庆幸自己多亏在那年去了一次。
我们队长以及乡亲们都对知青特别关照，给我们较高的工分，却总分配最轻的活计。特别是我们两个女的，最热时让我们学习压挂面，秋收时让我们到菜园摘菜或是跟着上房晒粮食。
“三夏”是农村最忙的季节。白天，我们去六十亩地割麦子，晚上还要抓紧脱粒。辛苦还是其次，主要是那碎麦芒飞得到处都是，弄得浑身痒极了。不过，人要是太累就什么条件都顾不上了。半夜吃罢饭我们可以休息一阵儿，每人都是就近扑拉一个麦秸坑合衣躺下就睡着，直到被人叫起接着脱粒、堆垛。社员们已经习惯了，而我，只要有时间回家，就得睡上一整天再加一夜才能调整过来。
种庄稼的时候就轻松多了。一般我都是跟在犁地及点种的后面一个脚印接一个脚印地踩，一口气干到收工。有时社员亲切地叫我“歇烟儿”，我都摇头拒绝，因为真得不累。于是我被形容为“不知疲倦的小电滚儿”。
我还喜欢插秧。站在水田里，接到对面甩过来的一把秧苗，和社员一齐比赛般地倒退着插。总有人夸我：分得均匀、插得实，而且速度还不慢。只是有一次被蚂蟥钻到腿才有了戒备。
最令我们高兴的事儿是收秋。二、三十个人拿着镐、锹和大筐，今天收萝卜、明天刨白薯，过两天去沙土地收花生。我们一边往筐里捡，一边挑好的吃，有人只把皮在袄上蹭一蹭，有人用镐嗑掉皮，有人干脆就着土一起吃下去。那时大概污染较少，只见到有就着机井水吃撑吐出来的，还真没听说哪个吃坏肚子拉稀的。
冬天，我们要挖沟里堆积了一年的河泥做肥料。我们一层层往下挖，越挖颜色越重。然而，由于冻得不太结实，总会出一些水，便由两个重劳力隔着一条沟对面站好，用长绳拉一个戽斗往外掏水。他们就像打地基一样，一边拽一边唱，内容很随意。我觉得他们帅极了，便提出也要去淘水。那两位社员乐呵呵地叫我上去看看。我心花怒放地立刻走了上去，却不料发现他们踩的地方全是泥水，不小心也许就会从高处出溜下来的！我胆怯地退了下来。
这一下大家可有了笑料，唱词里马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惹得很多社员瞧着我哈哈大笑。我知道他们是善意的，也跟着抿嘴一笑，心里暗自打定主意。
第二天早晨，我第一个站到两、三人高的土台上，脚下的冰冻得很结实，一点儿也不滑。
见上来一位社员，我立即拿起长绳要和他淘水。不料他不吭声也不动弹。又过一会儿，大家都来了，看到我的样子都沉默了。直到我着急了，一位大哥才慢悠悠地说：你下去吧，没人敢和你拽的。我急忙问：为什么？好几个人都说：要是知青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可担不起呀！
我下，我明白了大家的好意，主动退了下来。
原来，我们的身份如此尊贵，怪不得我做得稍好一点儿就让他们那么满意呢。
从此，我更加小心地参加劳动，决心不让乡亲们操心又担责。
1975年2月份，大队民兵连新的领导班子成立，我被选做班长，这下让我惶恐不安：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怎么能当小领导呢？但我推了又推还是没推掉，只好担着了。恰巧第二天干农活儿，队领导都不在场。该休息时，社员们把我围在中间，说我是最大的头儿，让我发话。我惊恐地看看不远处的房屋，央求般地说：那你们歇一会儿可得回来呀？大家笑着散去，又微笑着回来继续干活儿了，这下我的心里才踏实下来。
接下来，我参加了打井，为搞好农田水利做贡献；和知青战友栽了“扎根树”，表示要像小树一样，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深深扎根于那里的人民群众这个土壤里，开花、结果，茁壮成长。
我从心里喜欢曾经下乡过的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乡亲们的深情厚意我一直记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