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富伯白天与社员一起出工，搞半天劳动。修梯田，挖红茹，给梨树，枣树打枝，施根肥。社员们多把他当作是下放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近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连普通人都知道，凡是带“知识”二字下来，都连着一个“臭”字，虽然他不知道“臭老九”是何许人也。因此，很少有人跟他搭讪。只有那些“三个女人一面锣”的女社员，在她们打情骂俏完了之后，才像逗猴一样问起徐富伯来。
“老徐，你今年多大啦？”
这个，徐富伯有参加过省委农村社教工作队的经验，能够应付自如。
“三十好几了。”
“讨老婆了吧？”
“当然啦，孩子都七八岁了。”
“老婆有工作吧？”
“没有，在农村。”
到了晚上，就在屋里学毛选。赵长水一般回来得很晚，他跟赵长水很套得来，徐富伯问的事，赵长水全会告诉他。说的和崔牛白讲的差不多。他说，北斗山大队群众基础是不错的，清一色的贫下中农，阶级觉悟高。文化革命以来，刘书记被打倒了，县委的点还是没有撤，大队天天抓政治学习，治安我敢保证，绝对没问题。造反派谁要抄家破四旧，先要过我这一关。他老婆回娘家东沙大队学习梨树嫁接技术去了。他的八岁的儿子冲冲，有时候，钻到徐富伯床头来，缠着徐富伯给他讲革命故事，教唱革命歌曲。徐富伯要他背语录，他就把老师教的像念经书一样背给徐富伯听，“红，红，纽丝旁边加个工，工人阶级心最红。”一个月就背这一句。老师说不要背其它的。说错了，跟那个图画老师一样，当成反革命，要坐牢的。阶级斗争，使红沙河公社，大队干部变精了。他们摸透了县委的脉筋。红沙河这块穷乡僻壤，不会变成红河县的弃儿，而只会是宠儿。红河县委要在这三县交界之地，创造奇迹，显示自己的业绩，叫别人刮目相看。刘书记就是在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徐富伯苦恼着，他到北斗山大队几个月了，什么也没做成。如果在这个“大西北利亚”小不点的地方，整天地瞅着黑眼珠进，白眼珠出的北斗山大队，虽有人领着，有人扶着，自己如果没有一点惊人之举，你就是呆上十年百年，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每天都学毛选，但无论是白眼珠，黑眼珠，都不屑你这块标签。夜里，他睡着了。他梦见红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主席台上有他的一把交椅，他高兴得大喊：“中了！中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仍然钻在被窝里。中了，中了什么？范进中举了？他自嘲着。他睡不着了，起床到外面去溜达。西亮西沉了，黑灯瞎火。远处，近处传来几声狗叫声。“马牛羊，鸡犬？”过去读书，他总是把“？”字读作“屎”，屎者，粪也；粪者，肥也。他摸着脑壳，拍着大腿。有了，中！
黎明时分，当太阳从东边的山顶，把它的清辉斜投到北斗山的坡地上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穿着褪色的青色布扣子长袖衬衣，脚穿灰色长裤，穿着笋壳编制布麻草鞋，完全是农民装束的人，头戴斗篷，肩一担长？子簸箕。手里拿着把四齿耙，在山坡上这里那里转悠。不时把一小堆黑色的东西勾到簸箕里去。当过农民的都认得出，他在拾野粪。有人用手在额头上打着凉棚，看清了脸型，是徐富伯。下放来的知识分子。队长的出工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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