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有滋有味地在享受早餐时，那该死的门又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
我开了门，进来的是秘书田维民。我说:“你稍等一下，我吃完了这点就走。”
田维民说:“杨书记你还是慢慢地吃吧。罗主任让我告诉你，今上午你不用去办公室了。”
“我还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是一副什么模样呢！”我问，“是不是我的办公室还没摆弄好？”
“办公室早就替你布置好了。”田维民说，“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来了几十名上访的群众，他们打了几条横幅，把县委、县政府的大门给堵了，既不让外面的车进去，也不让里面的车出来……”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我把手里端着稀饭的碗往桌子上重重地一顿，问田维民，倒底是一些什么人在上访？又是为了什么事情在上访？
我刚一上任就碰到这等事情，这绝不是一个好兆头。本来美好的心情，这时候就变得恶劣起来了。
田维民说，他来宏远宾馆来接我的时候，没有经过县委、县政府的大门口，不知道哪些人在上访，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而上访。
“罗主任呢？他干什么去了？”我问。
“罗主任本来到宾馆来接你去办公室的。”田维民看着我的脸色小心谨慎地说，“他一知道有人到县委、县政府来上访，连早餐也没吃，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县委、县政府大院，现在正在做上访人员的劝导工作！”
我命令田维民:你赶快给我弄清楚，一、是什么单位的人员在上访？为了什么事情在上访？二、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公安局局长、信访局局长，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田维民不敢怠慢，马上用手机给县委办罗瑞主任打电话，落实我的重要指示精神。
这些年来真他妈的有些邪门，毎个县区都有上访的事件发生。我在滨江区当了四年的区长，光处理上访事件，就用去了我五分之二的时间。这些年来，我曾经分析研究过群体上访事件，归纳起来无非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复员退伍军人，对这些复员退伍军人，当时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他们的安置工作是极为重视的，大都安排到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他们既领工资，又拿奖金，脸上整日笑呵呵的，想调他们几个去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谁都不愿去。后来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大部分企业缺乏竟争力，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除到了退休年龄的办了退休手续外，其余工人以买断的形式纷纷下岗。于是，在企业下了岗的这些复退军人们在召集人的召集下，集体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上访，强烈要求安排他们到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工作。按照政策，这显然不是县区党政部门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了，这部分人只好到市里去上访。市里解决不了，他们就上省里。省里解决不了，他们就去了北京。对这部分人的上访，上级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只要求县区级赶快派人进京，把这些上访人员全部接回去，深入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结果这工作越来越难做，隐患依然存在。
第二是城市扩容征收了农民的土地，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对这个问题各个县区都处理得比较好，补偿快，安置也基本上到了位，再加之农民比较容易满足，人心又不齐，既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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