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叔叔走了，并没有下文。家庭生活的帆船又平静的回到往日波澜不惊的港湾，我内心却经常泛起阵阵波浪，三十盼子，人之常情。苦于对爱的承诺，妻子不提我也不问。一直试图着若无其事，小心翼翼维持着一种微妙平衡。
妻子看我刻意体贴温柔，有时有意无意的后我对视，流露出一丝捉摸不透的微笑，目光中仿佛充满了欢欣和许若。我探视着想一步一步走进她的内心，走进那女性母爱本能的人性的深处，总是被她刻意躲闪让自己狼狈不堪，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我往往侃侃而谈，谈爱的使命，爱的延续。妻子听完总是掩着嘴角，高深莫测的淡淡一笑将我抛入茫然无措的境地。让我在内心寻找自己，追寻着梦幻般的思索里过去的岁月，往往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我记起了我小时候为了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伎俩与顽皮：
那时的我上小学四年级，一股莫名其妙的政治旋风搅乱了幼稚的思维。批“三家村”，批“海瑞罢官”，批形形色色的大“毒草”，都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老师填鸭般的灌输往往让我们不知所措。再后来，批“师道尊严”连老师也被批判，打倒了。课也不上了。“大串联”开始了。全国中学生们免费坐火车进行革命大串联，各地免费接待吃住。我所在的小学也建立了“接待处”，几个教室成了串联来的革命小将住宿的地方。
我和我这帮十多岁的同学，惊奇、惊讶、恐惧，还带着人性中残忍的幸灾乐祸的卑下；沿街追随着观看着：红卫兵押着文艺界的名流、名角，男的有戴纸糊的高帽子，有的被剃阴阳头，胸前挂着一个牌子，女的蓬头散发，也有剃阴阳头的，还有脖子上挂着一双鞋子，象征《破鞋》。沿着主干道，满大街的游街。后来发展到，曾经的资本家夫妇，学术名流，文化巨匠，都带在高帽子游街了。不是常说，老师一肚子墨水吗？XXX让老师蘸着墨水吃馒头……
现在由于社会腐败现象有人怀恋文化大革命。可以说：这些人没有看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烈，没有见过以“革命”的名义，对人性，人的尊严的高度践踏。以为现在发生的腐败现象在文革期间不可能发生。这些人没有感受：当一个人在恐怖中渡过十年是怎样令人发疯的事。虽然是美名其曰的“红色恐怖”。我以为：这样的革命离我们越远越好。
当年小学是这样划分的：一、二年级为低年级，三、四年级为中年级，五、六年级为高年级。当年小学毕业的学生因为教育体系被打烂了。还留在小学，没有中学校可上。中学有“红卫兵”造反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就组织了“红小兵”。吸收了一部分“根正苗红”的中年级同学加入。我，成分高，没我的份。自小心高气傲的我哪能服气。拉了一些要好的同学，成立了“红色少年队”。逼着学校出证明篆刻了“红色少年队”的公章。唯一的造反行为就是出了一张大字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黄泥和水也可以当浆糊用。号召贴大字报的革命小将用黄泥水代替浆糊。”
一群十来岁的毛孩子，知道什么是造反？很快就树倒猢狲散，我成了光杆司令。不甘寂寞的我找到“红色工人造反总部”所在地“总统府”。那里也是“红色少年”总部，我当上了所谓“少年联络员”。平时无事就在总统府寻幽探古。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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