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自小就是邻居，住在同一门牌号住宅中，她家住的是原来我家的第一进靠大街的一部分，加一个阁楼。
我与她同年，同在青石街小学，还是同班。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有一种叫“戴帽子”班，就是小学，中学，高中。基本上是原班同学。我与她就是处这样的班级。
在家门口，我是孩子王，一般同龄大的孩子我说了算。到了学校就不是这样：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一份子，从小学到中学，什么：少先队；红小兵，红卫兵。都没我的份。而天生叛逆的我身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用顽皮和敢作敢为来表达我的抗争。比如说：童养媳出身的居委会的社保主任经常找找我家的麻烦，在逢年过节时；她家猫洞里总有一个黄泥巴做成里面躺着一位女人的小棺材。那就是我夜里的杰作，第二天还若无其事的站在她家门口看她骂大街。
在学校里，我的反抗就是努力要求自己在学习上不输给任何人，在我的课桌上用铅笔刀刻上“莫负少年头”来时刻勉励自己。要强的我在各方面渴望向歧视我的人证明：除了“成分”；我行行都比你们强。
终于我的反抗出事了，在我十三岁；小学六年级时，居委会在军代表的主持下开大会批斗我父亲，点名要我上台批判我父亲。我说了相反的话，被军代表一巴掌打倒在地上，又叫二人上来一边架一支胳膊一手扯着头发给我坐了“飞机”。和父亲一起批斗。开完批斗会，我还是这样“坐飞机”一路押到派出所，让我母亲来带人。母亲发疯了，坚决不带人：要军代表给个说法：“凭什么让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坐“飞机”，还用这样的方法押到派出所。”军代表呆住了：想不到一个坏分子家属敢跟军管会叫板。也没有什么办法，就硬将我从派出所扔出来。我漫无目标的在深夜的新街口大街上游荡，最后坐在新街口中心里的台阶上，头脑一片空白。不知过来多少时间，才发现她早就默默站在我身边，忧伤的望着我，她看我也在看她了，就上来拉着我的手：“你赶紧回家吧，你妈都要疯了。”她那双拉着我的小手好温暖，好温暖，深深地永远的留在我记忆里。
到了上中学，我进了省业余体校，上午是在学校学文化，下午赶到业余体校参加体育训练。总是她将下午布置的作业带给我，让我晚上做完第二天交上。闲下来时；她会告诉我下午班上发生的趣闻，几乎无话不谈。我俩常又约好第二天清早排队买蔬菜。那时什么都要计划的，家家都有一本购蔬菜的小本本，去迟了；有计划没蔬菜是没奈何的。往往在我没有到的时候，她身边总有半块砖代表我。
我们班同学几乎没分开过，男女界限到了高中荡然无存。我是班上顽皮；大胆，学习成绩又好的活跃人物。在同学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身边集聚着班上各样精英。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我是“阳光少年”。头脑聪明；学习努力，又常代表学校，区；市参加运动会，出尽风头。占着多读了几本书，很会说笑话；讲故事。长着一副讨女孩子喜欢的面孔，很得女同学人缘，曾收到过暗示或直接的情书。有的同学更是公开的追求。我总是以不伤大雅的玩笑的办法一笑了之，获得了“我妈不同意”的雅号。
一天，她对我说：“你书包里有什么东西呀？7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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