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的外地农民涌入城市谋生，市场原有的次序完全发生失控的局面，进城做生意的农民，他们没有摊位，就用改装的三轮车，小推车，挑着担子沿着菜场过道推动着，停停走走着叫卖，形成流动的摊位。他们拿货不多，赚钱就卖，每天有三十，五十元钱就心满意足。他们还能吃苦，别人干不了的他们照样能干。为了挣钱，他们无所顾忌，不择手段将化学常识运用到副食品当中，几乎腐败的食物被染色成新鲜模样，卖出高价钱。他们做生意根本就不在意回头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他们经营的法宝。走街串巷，骗一个是一个。导致被骗的人群越来越多，慢慢让人们在买菜购物都有一种防贼的心态面对小贩，就怕差一点上当受骗。生意难做首先影响我们这些有固定摊位和有城市户口的人群。毕竟我们吃不了这些从农村来做生意人的苦，而且我们在城市长大的人群，思想上还是有道德底线，虽然也做了短斤少两变相涨价，多少还有敬畏之心，绝对不敢在食品造假。
市场的混乱让政府也有了压力，城管队伍应运而生，一开始是以抽调一部分事业单位编制的绿化队和环卫工人组成。对外来人口形成的流动摊位进行了驱赶，建立了农贸市场大棚，对每一个农贸市场进行整顿，用角铁焊接成联排的固定摊位，按街道需要照顾人员划分。也设立了照顾郊区农民进城卖蔬菜的临时摊位，工商所也派员参与农贸市场管理，市场程序得到改观。我拿了二个一米五一个的摊位，划在水产区。收入虽然比过去少了一点，但免去了我用全部精力放在生意和摊位的纠结上。有时间考虑儿子生活安排和在审理的离婚案件。
首先考虑的是委托律师代理。可是找了众多律师服务所，没有一个肯接我这案件，几乎都一样回答：“你这个案件看不懂，接了就有得罪法院的风险。现在不是法律问题了，去向有关部门反映。”
我何尝不知道按现有的法律是没办法解决我的公平。但每天的父子相守让我愤愤不平：老百姓违法是法院在审判，法院违法，审判员方正违法乱纪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以法院的名义做的，谁来审判法院？？违法乱纪的受害人自己承担后果，没有这样道理！
当时市法院与我工厂只有一墙之隔，我有时在工厂办完事后就去市法院接待处申诉。并按当年区法院徐院长的指点找到民二庭的于庭长和黄庭长。这二位劳模庭长看完我带去的材料后一脸惊讶：“在南京这样的省会城市，居然会发生如此践踏法律的行为。”出于他俩的工作性质和地位，二位庭长都是这样对我说：“现在没有看到案卷，不能明确表态，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区法院很快就再审离婚案，足以证明，案件是有不妥之处的。等离婚案进入二审时，一定会给我公道。”后来再去他俩忧虑的说：“案件可能超出了法律解决的范畴，要我去人大反映，在程序上，法院归人大管理。”
这些话在我看过的法律教科书上都说过，通过劳模的老法律工作者嘴中说出，让我明白了我很难从法律层面讨到公道。开始了逐级上访。区长，区委书记，区政法委书记，区人大主任等等。我和他们都有面对面的交谈，他们都是惊讶的听完我的诉说后表态：一定会严肃处理，后来还是没有下文。我成了区政府常客，很多人都认识我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