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或交换，都没有产生厌恶和特别的反感。他始终认为，做什么不重要，唯利是图也不是什么大的罪过，袒露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不是卑鄙，恰恰是坦白。毕竟是经济社会，惟利是图是基本的心理，得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得利不是错误，而是智慧和智商，应该得到尊重，即使有不正当的方法和手段，也是可以理解并加以尊重的，大奸大恶和大忠大贤原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所谓大奸似忠，大忠似奸就是这样的意思，而且世间也没有生来就大奸大恶之人，都是在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下形成的。性本善也好，性本恶也好，都是扯淡的问题，也是哲学家和学者应该争论的问题，根本不需要普通人去考虑和讨论，因为不管是性恶还是性善，都是具备了行善行恶条件的成年人才能判断和左右的，而且也不是一以贯之的心理和准则。杀人犯可以去杀人，但也可以将抢来的财物送给路边的乞丐，一个品学兼优的优秀男人也可以在做善事的同时，阴险地谋划与同事的竞争，关键还是看最终的结果和构成。抢劫被抓被杀，那一定就是大恶之人，之前的行善或对家人朋友的关爱和真诚，统统不作数，统统都是大恶的注脚，证明着大恶之余的阴险和狡猾，以及隐藏的高明或拙劣，而一个浑身劣迹斑斑的人见义勇为献出生命，以往的劣迹都变成光环中的链条，证明着善良的伟大和顽强的生命力。其实这一切都是事后人们的评价和判断，与事情的发生无关，更与主导行为的思维无关。左右行为的只有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的优劣，在一个人人为善的正常社会环境下，为恶之人也可能会收敛，不敢为恶，甚至心里向善、为善。暴戾恶劣极端的环境之下，善良的人也会为了生存而为恶，这是环境的影响，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的改变恶人也能变成好人、善人，同样好人也能变成坏人。秦桧似乎是大奸大恶的典型，原因就在于他设计害死了岳飞，但抛开政治说利益，主和的清除主战的阻碍，从利益上有什么错，何况还有替赵构背黑锅的嫌疑。曾国藩杀了无数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将士，可以说凭一己之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挽救了清朝的江山和统治，似乎恶贯满盈。同时他又是一个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甚至是个伟大的父亲，为人为事得到了后世多少文人和政治家的仰慕，善与恶在他身上又怎么体现，一个文人做出了多少为武之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成就，而如果没有农民起义的大环境，充其量他也不过是翰林院的一个文人，满清王朝的一个文官，这就是环境的影响，这就是历史的机遇。这种思想在彭群心中根深蒂固，也顽强地左右着他的行动和思维。
惟独对高山，从骨子里产生的憎恨根深蒂固，从见到他的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改变。要说高山给他的实际利益比以前那些商人都丰厚的多，但却怎么也让他喜欢不起来，甚至厌恶中还有被他绑架和要挟的感觉。这不仅仅因为高山是于姐介绍给他的，是于姐在平原的代理人和实际操作者，甚至也不在于他时时利用于姐的威势使他就范和屈服，这都是可以忍受和承受的，关键是这个小个子南方男人眼中的阴险和心中的阴毒，让他难以承受，甚至有些不寒而栗。
高山胆子太大，有时简直无法无天。自从他来到平原之后，围绕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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