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等，为人物的刻画增添了神韵。
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艺术的两大源头，也是光彩夺目的两座高峰。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同时又对楚国民歌加以革新、提炼，进而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变幻的新诗歌形式——楚辞体。这种新诗形式，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词藻华美，对偶工巧，以大量运用“兮”字为其特色。是屈原卓越的艺术才华与浪漫、神秘、丰富多彩的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具有“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特点。比起《诗经》来，更便于表达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抒写奔腾澎湃的激情。
在风格和气质上，楚辞和《诗经》也有很大不同。楚辞充盈着深婉细腻的情致和无处不在、十分强烈的自我意识。在情感上一改《诗经》的平典冲和，而变得炽热昂扬，抑或缠绵、细腻、深沉。那种十分张扬的个性意识，使得诗的生命充满了内质与魅力，深深地打动我们的灵魂，与诗人一起感动、流泪、欢歌、惆怅。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的名称。游国恩曰：“《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刘勰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没有屈原便不会有楚辞体的产生。因此，屈原的出现，标志着贵族所垄断的定型化了的《雅》《颂》文学的结束，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自觉的作家创作时代的到来。从诗的三次大开阖的情感抒发里，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种强烈的“忠、怨、去、死”的精神；充分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完善的人格。另外诗人运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世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