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则，在他的思想中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所表达的完全一样。柏拉图认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特别是它的趋向于复杂化和达到目标的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质而行动，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作用过程或过程的表现。由于任何过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对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结构和生物性活动都有其生物学意义，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其适应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些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问题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什么？”是进化生物学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从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先进思想只是近几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生物科学从物理科学中解放出来的程度，现代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也随之增长。只是当现在对生物有机体的双重性充分认识了之后才领悟到生长发育和功能的设计蓝图——遗传程序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formative－principle）。几百年来哲学界和物理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些博物学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博物学家认为为了从蛙卵形成青蛙，从鸡蛋变成鸡，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学定律更多的一些东西（Mayr，1976）。这并不需要任何精灵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认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具有三十多亿年历史的遗传程序的产物。没有什么东西比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遵从同一法则的荒诞说法更能引起消耗无谓精力的争论。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见识已经波及到大多数哲学家，不过在生物学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希腊的三种生物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继续流行。博物学，特别是植物的描述和分类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则对动物学感兴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生物医学传统到盖论（Galen，公元131～200）时达到高峰，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伊壁鸠鲁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就他看来，生命是由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生命如何表现则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他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现代化的。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样毫不妥协的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Lucretius提出了一种理由充分的论点来反对设计概念。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十八、十九世纪又一再被提及。然而他在批评某些原子论者时又极力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些原子论者认为通过水与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狮子和橡树。在这个方面，盖伦同意他的意见。
Lucretius和盖伦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生物学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事态。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对生物学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即使有两位著名的，对生物学极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nRosh，1120－1198）也是如此。不过，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对生物学史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其它的贡献则是更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