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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19)(第2/2页)
    公民个人的人格完善。希腊悲剧广泛涉及亲朋之间、友敌之间、男女之间、公民与城邦之间、奴隶及自由民与统治者之间,以及城邦之间的伦理关系,同时表现高尚人物的高贵品德和道德缺陷,卑劣人物的恶劣品性。正是上述错综复杂的伦理与道德问题,铸成悲剧中震颤人心的苦难,引发认知性的恐惧与怜悯。因此,这种情感的净化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意识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与善虽有不同,但又相通。从《诗学》的总体内容看,情感的净化也应指伦理道德意识的矫正或升华,旨在扬善避恶。悲剧作为严肃艺术,着眼摹仿高尚人物的高贵品德,让观众体验崇高。悲剧人物遭受厄运的原因是有性格缺陷和错误行动,这主要是由于在人生际遇中未能妥善处理伦理关系,在实践智慧和品德方面有所欠缺。由于他们往往是城邦的权势人物,他们的错误往往也表现了城邦伦理的问题。因此,悲剧引发并净化恐惧与怜悯,有伦理道德的规箴、感染作用,令观众在省悟厄运的原由中,改善自己的伦理意识、道德情感。将伦理道德和情感完全割裂,将情感净化理解为同道德毫不相干的心理变化,这未必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思想是文艺功用论的基础。他认为,善是一切知识和一切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至善即是幸福。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良好”;幸福即是德性,“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理智德性如智慧、明智,是通过教育,即知识的传授而培养起来的;一类是伦理德性,如慷慨、谦恭,是通过习惯,即心灵的净化而达到完满的。幸福又是快乐,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都伴随着某种快乐。而文艺既能够养成德性,又能带来快乐。文艺能够提供精神享受,即快乐或快感,使人在紧张劳动后得到安静和休息。对于幸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将人的生活大致区分为三种生活方式:普通人的,政治家(社会管理者)的,哲学家(学者)的。一般人可能把快乐等同于善和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他并不完全抵制人们的这种追求,认为“也不是全无道理”。尼采也说过,“平庸者有平庸者的幸福”,只要他们不邪门就可以了。政治家(政治工作者)过一种政治的,公共的,城邦的共同体的生活。在他看来,哲人的静观的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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