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回答说，少啰嗦，去了就知道。
刘玉婷大声抗议，说我有权利知道我上车后去哪里，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侵犯人权。
两个“特勤”恶狠狠地警告说，你要安分一点，你不安分你就是死！
“囚车”(在刘玉婷看来，这辆限制人身自由的车辆，与囚车别无二致)越拉越远，一个多小时后，开到了没有路标的地方。随后，刘玉婷从车窗外瞥见“京津高速铁路”的箭头，还看见南四环的路牌，看到小红门大红门这边有个“红门路”的标志，用木头写的，插在路上，里面就是农村了。
车越走越远，已经远离市区。这一带是破烂的工厂、仓库，高高低低的树林，冷寂得可怕。
傍晚时，“囚车”在一个写有“凯安达储备仓库”的楼房前停下。这是一个破旧工厂，里面有两层楼，外面有四扇红色小铁门。此处共有两个出口，一处为一扇不到一米宽的铁门，从呆的地方通向铁门，需经过一个30米长的过道。过道不足一米宽，两旁有至少四米以上的高墙。另一出口就是刘玉婷进的入口，门上写有“外来人员禁入”的字样。
刘玉婷进去时，仓库里面已经关了约两百号人。因为新春刚过，气温还是很低，墙上虽然挂着空调，可很旧了，根本不产生暖气；被子又臭又脏，因为没有几床，但还是被大家争抢着。北京的初春，漫长而难熬，他们只有相互取暖，才能勉强熬得住。在里面男女同住，毫无尊严可言，这样刘玉婷备受屈辱。
如果一个人触犯了法律，被法院裁定有罪投入监狱，他所遭遇的情景也莫过于此。在扭送进来那一刻，在身后铁门“咣当”一声巨响之后，已宣告尊严荡然无存。
进去之后的第一道程序是搜身，缴获他们的身份证、手机，以及任何物品。这样一来，所有被关押者暂时无法跟外面联系，也消解了任何反抗的可能。
第一天、第二天，刘玉婷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第三天早上，8点不到，饿得不行的她就去排队，想喝点稀饭，可排到尽头，却被告知没有。
你们要要不要让人活？刘玉婷还没有明白所处的境地，不服气上前顶嘴。这一顶嘴，马上引起了一些访民们的共同情绪。在这个关押点，鼎安元的主管是两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哈尔滨人邱林和牛力军。牛力军显得更残暴些，不容刘玉婷争辩，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拉到办公室，砰地关上门，用拳头猛击她的头部，接着又扇了耳光，狠狠地踹了几脚。
聚集在门外的访民们喊来了邱林，门被撞开时，刘玉婷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头破血流。在众人前，牛力军挥舞着电压棒，噼里啪啦想再次向刘玉婷头上抽去，被众人及时拦下。
见刘玉婷极不老实，身着保安制服的牛力军指着刘玉婷愤愤地说，老子要拘留你，你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拘留所吧！
刘玉婷只觉得很气愤，并不害怕，说去哪我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也不屈服。
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
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
在鼎安元的“黑监狱”中，无不诠释着“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高墙大院，封闭的空间，主管们身上穿着与警服相差无几的制服，只不过袖肩上面写着“治安”，胸前还有编号。大门唯一开启时，是“囚车”押送着访民们进进出出的时候，全副武装的特勤们，冷漠地注视并随时训斥着畏畏缩缩的访民们。
即便刘玉婷始终提醒自己，他们的机关是非法的，是没有执法权的。但在被鼎安元关押时期，她仍不由自主地以为自己是在监狱里服刑，而她发现，她的难友们则完全把自己当成触犯刑罚在此受刑服役的囚犯。那些身着保安服的牛力军们，则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的一方，手握执法权，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关押人有生意，鼎安元希望访民们关押的时间越长越好，结果导致鼎安元的黑监狱爆满，生意应接不暇。据说，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鼎安元200元伙食费。关一段时间后，鼎安元的业务员会打个电话过去，问当地政府要不要送回去？或者继续关着？通常得到的答复是后者。
第五天下午，刘玉婷被押上了标有“鼎安元护送”字样的白色金杯车，说是送她回郎市。车上除了两个司机，还有四个眼露凶光的男特勤。
在路上，依然是黑监狱的延续，刘玉婷被训诫不许停车吃东西，车上的面包、快餐面不许拿开水泡，硬邦邦地生吃。如果吃不了，也没人理你。从首都北京到郎市市，一共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马不停蹄，车不熄火，两个司机轮班开。